1945年7月末，荷兰监狱里，在记者、艺术鉴赏家以及陪审团的见证下，一场特殊的“辩证会”开始了。

至今收藏于荷兰海牙莫里茨皇家博物馆的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是荷兰国宝级画作，其作者约翰内斯·维米尔（ Johannes Vermeer ）与伦勃朗、哈尔斯齐名，并称为“荷兰三大绘画大师”。

维米尔存世的作品不多，截至目前只有34幅作品被鉴定为线世纪前半叶，被鉴定为维米尔线多幅。

因为大部分的画家生前都过得穷困潦倒，所以父亲努力打消他对绘画的热爱，强迫他学习技术课程。

成年后，他逃脱了父亲的掌控，选择在海牙学习绘画，并获得海牙皇家艺术学院的文凭。

艺术教师的工资并不是很高，为了补贴家用，米格伦偶尔会为广告、贺卡、明信片绘制封面插画。

米格伦在绘画上颇有天赋，加之后天的努力，他在绘画上很快就有了一些小成就。

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拿到海牙展览，博得一些收藏家的青睐，在行业里逐渐小有名气。

当时主流艺术评论家更喜欢创新而不是传统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被簇拥，而像米格伦这样荷兰画派的作品却逐渐被忽视。

起初，米格伦选择与艺术评论家正面力争，换来的只是变本加厉的批判，以至他的画作售卖价格直线下跌。

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17世纪时期，荷兰的2位著名画家弗兰斯·哈尔斯和约翰内斯·维米尔。

米格伦选择了后者，除了个人崇拜因素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维米尔的存世作品仅30多幅。

若维米尔的“新作品”面世，并得到专家的认证，定会在艺术界掀起一阵波澜，且会在拍卖行中卖出高价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米格伦悄悄地以低价大量收购17世纪没有收藏价值的油画作品。

米格伦为了呈现出这种效果，在混合颜料时，会加入酚醛树脂（早期熟料胶木），使油画颜料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龟裂肌理。

1935年，艺术历史学家布雷德休斯在没有任何佐证的前提下，公开推测表示维米尔曾去过意大利（至今没有证据证明维米尔出过国）。并在那里学习过卡拉瓦乔的绘画，且创作出很多宗教主题作品，只是目前没有被发现而已。

米格伦听到这则信息后，根据艺术历史学家布雷德休斯的推测，采用维米尔的绘画手法，仿制了油画《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》。

当看到画作时，布雷德休斯发现这幅画与自己之前的猜想不谋而合，随后自信地在久负盛名的《伯灵顿杂志》上撰写了一篇文章：

既不用看那个漂亮的签名，也不用看基督降福过的面包上的斑点，就足以证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幅画，我敢说，这正是代尔夫特的维米尔的亲笔。

这番操作后，米格伦觉得“大仇”已报，曾想公开这场骗局，以此嘲讽那些艺术家们。

背地里伪造赝品的米格伦在外界看来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，他署名的大量原创作品在艺术市场流动。

二战期间，他的一幅维米尔的赝品，以160万荷兰盾（大约580万人民币）的价格卖出，成为当时艺术市场上成交价格最高的作品。

售卖赝品不需要米格伦亲自出面，一直由艺术品代理人阿洛伊斯·米德尔在中间处理。也因为他，米格伦险些被判死刑。

1942年，米格伦伪造了一幅署名维米尔的画作《基督与通奸者》，交由代理人阿洛伊斯，最终这幅画被卖给了赫尔曼·戈林。

一直以来，戈林都希望在自己庄园最瞩目的位置展出维米尔的作品，以此抬高自己在艺术品收藏圈的地位。

1942年，戈林如愿用150多件掠夺来的艺术品与代理人阿洛伊斯交易，换取了署名维米尔的作品《基督与通奸者》。

之后，戈林将《基督与通奸者》和购买这件作品的成本记录册藏于奥地利的盐场。

盟军成立了由艺术专家组成的侦查小组，俗称“纪念碑人”，追查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。

当年，纪念碑人就在戈林的艺术品储藏间——奥地利盐场，发现了《基督与通奸者》。

根据与《基督与通奸者》放在一起的购买记录册，纪念碑人追踪到艺术品代理人阿洛伊斯，随即他将米格伦供了出来。

盟军当局驳回米格伦的说法，如果米格伦和纳粹合作的罪名成立，他可能会被直接判处死刑。

当时为了保护荷兰的艺术品，他曾多次置身于风险之中。并暗示战争期间，他的部分收益曾用于支持荷兰抵抗运动。

1945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，米格伦使用自己准备的材料绘制了《医生中的耶稣》。

在1947年的“荷兰国民最喜爱人物”评选中，米格伦还拿下了第二名，第一名是荷兰时任总统。

在上诉期最后一天，米格伦突发心脏病，随即被送往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。

对于一些荷兰人来说，米格伦是英雄，因为他在二战期间对纳粹进行了“欺诈”，以此保护了荷兰的艺术品。

对于一位画家而言，用尽一生，却只能活在别人的光环之下，最后用“欺诈”留名后世。

当然，也有人同情米格伦的遭遇，如果当初父亲支持他学习绘画，如果评论家给予积极评论，如果没有希特勒，如果没有二战……他的人生肯定会有所不同。